阿联酋发布降雨红色预警 航班大面积延误

再从三部法律规范设定的处罚来看，《传染病防治法》里设定的行政处罚主要在于第73条和第74条，针对行为主要涉及（一）饮用水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

[16]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领导干部要增强制度意识，善于在制度的轨道上推进各项事业。参见朱景文：《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4页。

三个体系既有一定形式上的独立性，又在体系形态方面相互关联、有机统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整体把握，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涵的重要抓手，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行动指南。该意见是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运用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向社会传导正确价值取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提出的指导性意见。[7]按照著名法学家罗豪才教授的解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还包含大量的软法，这些软法既包括传统国家硬法文件中的软法，也包括国家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以外的规范性文件，还包括了大量的政治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的自律、自治规范等。[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载《党的十九大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9页。[10]党的十九大报告肯定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主张和要求，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列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遵循的总目标，[11]至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重点工程与风向标。

资本主义制度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实行，充分体现了我国《宪法》第1条第2款所规定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的制度意义，彰显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基本方针的制度内涵，这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前所未有的新型国家制度，即在主权国家主体部分实行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在特别行政区实行作为非根本制度的资本主义制度。[2]要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得到健康和顺利发展，必须要依靠法制的有力保障，而在改革开放之初，法制建设的首要任务是恢复被文革破坏了的法制传统，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能做到有法可依。正确认识和应对疫情舆论战 基于上述分析，对国际上这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追责和索赔行动，我们应有以下三方面的认识。

三是向国际人权机构和国际司法机构提起针对中国的诉求。唯一的可能性，是这些材料引起了检察官的足够兴趣，以致其自行启动调查。只要将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包装成为舆论热点、引起公众充分关注、实现对中国的污名化，就达到了挑事者的主要目的。然而，如果说法律战的目标在于结果、在于胜诉，那么舆论战的目标就更多的在于过程、在于造势。

但从该美国律师主张的荒谬性来看，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二是要发挥主动性，有效应对。

所谓新冠病毒系中国实验室泄漏的人造病毒的主张纯属毫无依据的阴谋论，不值一驳。1月3日起，中方就定期向世卫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时、主动通报疫情信息。进入专题： 新冠肺炎 向中国索赔 。尽管这些主张从法律专业角度经不起推敲，但其本质上是以法律战为包装的舆论战，要害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不在于胜诉而在于造势，本质在于营造将中国污名化的舆论氛围，借此推卸责任、转移矛盾、谋取利益。

国内一些自媒体使用庚子赔款、新庚子赔款这样的用语，不仅大大高估了提出这些诉求的组织和个人的地位和作用，也严重低估了国际法律规则和机制本身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在上述清醒、全面的认识基础上，我们应当做出冷静、有效的应对。三是中国政府迟延履行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疫情的国际义务，导致国际社会未能及时做出应对。律师事务所和非政府组织的主要目的在于哗众取宠、吸引眼球，利用公众在疫情期间的慌乱和不安情绪制造热点，扩大知名度和客户群。

正规的国际法学家组织和印度全国性律师组织分别是国际法学家委员会（ICJ）和印度律师理事会（BCI）。这种极端政治化的提议不但违背美国的宪法原则和法治传统，而且企图动摇整个国际体系的根基，绝难得逞。

从实体角度这些要求缺乏法律依据 从实体角度看，国际法律责任是一国对其国际不法行为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基于以上分析，从实体角度看，要求中国就新冠疫情传播和扩散承担国际责任缺乏法律依据。

这种看似法律战的行为，更多的是为了达到某些人的政治、商业目的。世卫组织对中国疫情防治工作的充分肯定，也足以说明这一点。当然，这背后不排除有国家层面出于转移公众视线、转嫁国内矛盾的考虑而予以纵容的因素。但这种主张同样经不起推敲。目前，国外有一些个人、机构，或在外国法院对中国政府提起诉讼，或要求本国政府出面向中国索赔，或向国际人权机构和国际司法机构提起针对中国的诉求。因此，对于现在已有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各种脑洞大开的主张和诉求，不必耿耿于怀。

其次，这些行动的背后是利益在推动。上述主张和诉求所依据的理由，也大致有三类：一是新冠病毒源自中国实验室并泄漏扩散。

中国并未违反任何国际义务。相关行为导致国家的国际法律责任必须具备三个要素，即可归因性、过错性和不法性。

即便最终发现零号病人确系在中国，也不能说病人自身患病和传染他人的行为是国家行为。无论是在外国法院提起诉讼，还是向国际组织请求调查，本身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既不代表太多东西，也不说明太多东西。

来源：《经济参考报》4月28日第8版这使得广大一线医务人员面临严峻的生命健康威胁，也使得无数防疫物资面临闲置、流失的危险。尤其是湖北，应该尽快在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建立防疫物资后勤保障指挥部，构建适应紧急情况下的防疫物资保障体系，负责协调、接收、存储、调配、运输防疫物资。另外，视疫情发展，必要时也可以请求解放军负责防疫物资保障。

许多全球领先的物流企业深耕武汉，具有明显的人力资源、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优势。我国是全球先进物流强国，武汉是物流重要基地，有发达的物流体系。

一方面，招募有经验的快递公司员工作为志愿者，尽快培训，尽快上岗，尽快实现防疫物资收发工作的顺畅运行，先解燃眉之急。当然，承担重任的企业也必须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不辱使命，做到所有经手物资精确建档，所有行动公开透明，能够接受最严格的社会监督和监管审计。

进入专题： 新冠肺炎 防疫物资 。人民军队在武汉有着强大的后勤保障部门，是最坚实的依靠力量。

由于防疫物资收发主要涉及出入库管理和分类调配问题，不妨对当前武汉市场的主流物流企业进行考察，挑选在武汉具有强大配套基础设施，配送体系发达，拥有现代化的商品分拣能力、物资出库配货能力，能够深入乡村社区，业务全面的市场主体，赋予保障防疫物资调运配送的重任，借助物流企业的技术设备和人员车辆实现分类定点配送，并给予相应补偿。及时、精准地将抗疫物资分发下去就是在抢救生命，防疫物资配发中的肠梗阻现象必须立即改变。但遗憾的是，在抗疫重镇湖北地区，湖北省和武汉市两级红十字会在对社会捐赠防疫物资的分发上，不能满足当地抗疫的实际需要，引发广泛疑虑，也让全国人民为抗疫英雄们揪心。疫情来临，收发防疫物资的任务陡然井喷。

疫情防控是极其专业的医疗行动，一线医护人员亟需专业的防疫物资。对于媒体和网友的关注和质疑，湖北红十字会官方已公开致歉，对物资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深感痛心、自责和内疚，并将对直接责任人依纪依规追责。

正如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所强调的，应尽快建立完善疫情防控物资全国统一调度制度，及时协调解决防控工作中遇到的紧迫问题，及时协调调度防控所需医护人员、医用物资和居民生活必需品等，统筹增加相关物资进口。一言以蔽之，就是慈善接收、政府统筹、智能分发、物流派送、电子标签、全程透明、舆论监督、严格审计。

对于防疫物资转运和配送，不妨发挥市场力量和专业优势。从媒体披露的情况来看，武汉、黄冈等地，一线医务人员防护用具严重不足，一些重点医院的医疗人员不得不自制防护用具，几乎是以血肉之躯对抗病毒，令人心酸。